民国二十九年春，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广场。

天还没黑透，路灯刚亮，电车叮叮当当从东头驶过来，黄包车夫拉着车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卖五香豆的老陈头把锅盖一掀，白气蹿起来，混着梨膏糖的甜腻和炸臭豆腐的焦味，整条霞飞路像一锅煮沸的粥。

广场中央围着一圈人。圈子当中，一个姑娘正跳肚皮舞。

红纱上衣，绿绸长裙，腰间系一条银铃带子，赤足踩在一块旧毯子上。腰肢一扭，银铃便叮叮当当响，胯骨如波浪起伏，薄纱飘起来，露出半截藕白的小腹。脚边跟着一匹小白马，通体雪白，只有四蹄乌黑，时不时甩一下尾巴，替她打着拍子。

围观的人扔铜板，一枚一枚落进场中。姑娘跳完最后一转，腰肢一收，裙摆如花合拢，弯腰拾起铜板，数了数，二十七枚。她把铜板塞进白马嘴边的布袋里，从袖中摸出一块方糖，塞进马嘴，笑着说：“追风，今晚有饭吃了。”

白马打了个响鼻，拿头蹭她的肩。

围观者哄笑，有人喊“再跳一个”，有人吹口哨。姑娘不理会，把毯子叠好，往臂弯里一夹，牵着马要走。

她走得不快，步子很稳。但她心里翻江倒海。

三个小时前，她还叫柳小莺，2024年的舞蹈学研究生，在上海历史博物馆查资料。她拿起一枚民国铜板，手指碰到背面那个“沈”字。然后铜板发烫，眼前一黑。再睁眼，她躺在一张硬板床上，穿着粗布短褂，手上全是茧，脚边站着一匹小白马。

脑子里有个声音说：“别慌。”

那个声音是个女人。山东口音的普通话，清亮利落。“我姓李。李敏。八路军胶东军区敌工部干事。1942年反扫荡时牺牲。我的意识被这枚铜板吸住了。你的意识也被吸住了。铜板把我们俩揉在一起了。”

柳小莺花了一整天弄明白：她穿越了。1940年。汪伪政府成立后。她变成了一个叫柳莺的舞女。这个柳莺，父亲柳大江，天津卫马戏班班主，三年前病故。她一个人带着一匹白马在上海跳了三年肚皮舞，攒了三年铜板，找了一个人三年。

她在找严明德。圣心堂副主教。杀父仇人。

李敏在她脑子里说：“严明德是日本特务。潜伏了十七年。害死了三百多个人。其中有十二个是我们的人。”

柳莺愣住。李敏又说：“1950年清理敌特时查实的。我读过他的档案。”

柳莺问：“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因为我死之前，最后想的就是‘如果我能看穿鬼子的埋伏就好了’。”李敏说，“你死的时候，手里攥着那枚铜板。铜板把两种东西揉在一起了。我想看穿敌人。你想看穿时间。你的手指碰到任何东西，都能看到它里面的东西——不只是里面，是过去和将来。看得见的，看不见的。藏着的，埋着的。你碰一下，就知道了。一天只能用三次。每次不超过十秒。用多了会头疼，流鼻血，甚至昏过去。”

柳莺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手指上有茧，是跳舞和牵马磨出来的。她攥了攥，又松开。

“我想要什么？”她问。

李敏沉默了一会儿。“你想要替她做完她没做完的事。”

“哪个她？”

“柳莺。真正的柳莺。她死在了1940年冬天。没有人知道她怎么死的。你想替她把这条路走完。”

柳莺站在广场上，攥着那二十七枚铜板。她想起车祸那天，她刚在博物馆看完追风的标本。一匹白马，被做成标本，放在玻璃柜里，标签上写着“抗日英雄马”。她想起论文的最后一句话——“她们没有被记住。她们只是被展示了。”

她抬起头。她看见广场边上站着几个人。一个驼背的年轻人，耳聋，不会说话，站在教堂门口，远远看着她。一个穿灰呢西装的探长，骑马经过，勒马看她，眼神让她不舒服。一个瘦竹竿似的记者，靠在电线杆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眼镜滑到鼻尖。一个膀大腰圆的汉子，抱着胳膊站在人群外面，腰间别着一根铁棍。一个穿月白旗袍的姑娘，坐在咖啡馆窗边，手里攥着红茶，没喝。

还有一个人。穿灰蓝竹布长衫，戴一顶旧呢帽，帽檐压得很低。坐在咖啡馆最里面那张桌子，一杯咖啡凉了都没喝。他在看她。别人看的是她的腰。他看的是她的脸。

柳莺的手指在袖中攥紧了铜板。她没有摸他。她不需要摸。她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沈慕侠。沈伯棠的儿子。佐罗。找了她十年的人。那个在天津卫马场后头哭的男孩。那个把“安”字铜板塞进她手里的男孩。

她跳完舞，弯腰捡铜板，数出二十七枚。可她布袋里原来有二十六枚。加上今天赚的，应该是五十三枚。可她数出来是五十三枚，多了一枚。那枚多出来的铜板，是旧的，边缘磨得发亮，背面刻着一个字。不是今天赚的。是她自己的。她每天数它，可今天它多出来了。

她愣住。沈慕侠刚才来过。他趁她跳舞的时候，把一枚铜板放进了她的布袋。和“沈”字铜板一模一样。

她收摊回家。走进弄堂的时候，三个男人从暗处蹿出来。黑绸衫，手里攥着麻绳。追风嘶鸣一声，被一根绳子套住脖子。柳莺伸手去摸袖中的匕首，手腕被人攥住了。

她被拖出弄堂，嘴上被塞了布。追风被另一根绳子拴在电线杆上。巷口停着一辆黑色汽车。她被推进汽车。车门关上。

追风在巷口嘶鸣，蹄子刨地，刨出了血。

汽车开往圣心堂。

柳莺坐在车里，没有挣扎。她知道严明德会命阿钟来抓她。她知道费玉堂会被刺伤。她知道她会被诬陷入狱。她知道她会被判死刑。

她本来可以跑。她可以带着追风离开上海，去任何地方。但她没有跑。她需要进监狱。因为只有进了监狱，她才能接近暗室，才能找到那本账本。只有被抓，才能让严明德放松警惕。只有被判死刑，才能把行刑日拖到全租界钟声齐鸣的那一天。

“你疯了。”李敏在她脑子里说。

“我没疯。”柳莺说，“你打过仗。你知道什么时候该退，什么时候该进。”

“这是送死。”

“真正的柳莺就是这么死的。她死在牢里，没有人知道她怎么死的。我要替她把这条路走完。但我不会死。因为我有你。”

汽车停在圣心堂后门。她被押进暗室。严明德坐在桌子后面，戴金丝眼镜，笑容温和。他看着她，像看一件器物。从脸看到腰，从腰看到脚。

“柳莺姑娘，”他说，“你父亲当年在天津卫，替日本人运过药。你知道这件事吗？”

柳莺看着他。她的手指在袖中攥着铜板。她没有摸他。但她知道他在说谎。她父亲的字，她闭着眼都认得。那封信上的字不是柳大江的。

“严神父，”她说，“你说我父亲替日本人运药。那批药，现在在哪里？”

严明德的笑容僵了一瞬。他的手指攥紧了椅子的扶手。他眼镜后面的瞳孔缩了一下。

“就在你脚底下。”柳莺说。

严明德站起来。他走到她面前。他比她高一个头，俯视着她。他说：“柳莺姑娘，你太聪明了。聪明人活不长。”

柳莺抬起头，看着他。她笑了。露出两颗虎牙。

“严神父，”她说，“你八岁那年放的那把火，烧了四十年了。你每天晚上跪在圣母像前，不是忏悔。是怕。你怕那火灭不了。你怕别人知道你是条蛇。”

严明德的脸色变了。

“你跪了一辈子，”柳莺说，“你的膝盖早就烂了。”

严明德的手在抖。他转身走了。柳莺被关进暗室隔壁的牢房。铁门关上。锁咔嗒一声。她一个人坐在黑暗中。

她从袖中摸出铜板。背面那个“沈”字，被她的指腹捂热了。她攥着铜板，靠在墙上。

“李敏，”她在脑子里说，“你还在吗？”

“在。”

“我们第一步，成功了。”

“什么第一步？”

“他慌了。”柳莺说，“他慌的时候，才会出错。他出错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那把刀。”

李敏沉默了一会儿。“第二步呢？”

柳莺闭上眼睛。她看见暗室角落的柜子底下，藏着一本账本。拉丁文写的。第一页是“柳大江”。后面密密麻麻记着十七年的走私记录。

“第二步，”她说，“找到那本账本。”

她攥着铜板，靠在墙上，听着隔壁牢房里传来铜板敲墙壁的声音。三短一长。是赵一曼。她在用铜板敲墙壁。柳莺也敲回去。三短一长。她们隔着墙壁，用铜板敲击，传递消息。

柳莺告诉赵一曼——药在教堂地底下，三天之内必须转移。赵一曼告诉柳莺——外面有人接应，常铁柱的码头兄弟已经准备好了。

柳莺攥着铜板，靠在墙上，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颗虎牙。

黑暗里，没有人看见她笑。但她知道，有人在看。那个人坐在米高梅舞厅吧台，手里一瓶格瓦斯。他刚接到消息——严明德抓了一个跳舞的姑娘。他喝了一口格瓦斯。甜。

他站起来，整了整西装，推门出去。他要去找严明德。用76号的名义。用他陈深的名义。

因为他知道——那个跳舞的姑娘，不只是严明德的猎物。

她是他的人。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