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兰山脚下的酱豆香与探亲假

1974年10月5日，我出生在山东苍山县的长城镇李宅村。

在我们村，李姓是个响当当的大户人家。按着家谱的序列，我们这一支排下来是“金玉发辉光”。爷爷是金字辈，父亲是玉字辈，到了我这儿，便是发字辈。

我们家的故事，得从我父亲说起。父亲是家里的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叔叔和三个姑姑。他和母亲结婚很早，但生我和姐姐却很晚。因为刚结完婚，父亲就响应号召去当兵了。他在集团军师里的高炮营服役，还曾参加过援越抗美战争。后来复员转业，父亲先是去了河北保定的一家维尼纶厂，到了1972年，又作为技术骨干，被调往兰州参与建设新的维尼纶厂。

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一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我记事起，父亲总是一年才能回来探一次家。而他回来的那几天，绝对是我和姐姐一年中最盼着、最高兴的日子。

每次父亲回来，母亲都会四处托人去买些肥肉，回家细细地炼成猪油，满满当当地装上一个洗脸盆，好让父亲带回兰州。不仅如此，母亲还会买上好多好多的花生。这时候，叔叔们便会凑过来帮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剥花生。剥好的花生米被小心翼翼地装进袋子里，那是父亲返程时行囊中最沉甸甸的牵挂。

我的童年，是和泥巴一起长大的。李宅村东头有一条大河，村西头也有一条。我们家房东面有个池塘，老家管它叫“汪”。夏天一到，热浪滚滚，我们这群小孩就爱往“汪”里钻，扑腾着洗澡。若是赶上河里水大，那是万万不敢自己下去的，非得有大人在旁边盯着才行，生怕出了意外。

童年的味道，是刻在骨子里的。那时候家里穷，平时的主食就是煎饼。若是实在没菜吃，母亲便会拿出她的“秘方”。夏天，把发了霉的馒头和煎饼掰碎，放进一个瓷盆里，加水和盐。每天就放在外面晒，边晒边搅和，晒上几个月，便熬成了浓香的大酱。吃的时候，切根葱，抹上大酱，卷在煎饼里，那滋味现在想来依然让人咽口水。

还有一种绝顶的美味，叫“萝卜豆”。秋天和冬天是

制作的好时节，把黄豆煮熟捂出发霉的菌丝，再拿出来晒一晒。接着把萝卜切成片，拌上辣椒面和盐腌透，最后把发酵好的霉豆子倒进去一块儿拌匀。这便是我们老家的“酱豆子”。要是做得多，吃不完，到了夏天就摊在凉席上晾着。那股独特的发酵香气，弥漫在院子里，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嗅觉记忆。童年的时光虽然物质贫乏，但快乐却总是满溢的。

（二）钢轨声里的童年与煤油灯

一年到头，我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和赶大集。过年时，家里会炸丸子、炸酥肉、炸带鱼、炸花生，满院子都是油香味，还能穿上新衣服。大年初一清晨，天还没大亮，我们这群晚辈就呼呼啦啦地赶去给长辈们磕头拜年。长辈们起得也早，早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堂屋里支起桌子，摆满了馓子、炒花生和水果糖。磕完头，长辈们就往我们兜里塞好吃的，小口袋都装不下，只能揣得满满当当回家。若是关系特别亲近的叔叔婶子，还会塞上一毛、两毛的压岁钱，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过完春节赶大集，更是另一番热闹景象。集市上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卖花灯的、捏泥人的、画糖人的，还有炸油条、炸油果子的。最让我馋的，是老家农村做的一种叫“大燕始”的点心，里面全是糖稀，咬一口，甜到了心坎里。

春节前的仪式感也少不了。家家户户都要贴门签子、贴对联。不过，村里有个讲究：家里有老人过世不满三年的，门签子不能贴得太花哨，这是规矩，也是忌讳。

到了该上学的年纪，村里的小学只有一到五年级。按理说要满8岁才能入学，但我当时年龄不够。好在学校校长是我出了五服的一个二叔，平时跟我们家关系很好。我妈说：“不求学个啥东西，就求有个地方看娃娃。”于是，我就这样被送进了学堂。

那时的教室是用以前喂牛的牛棚改建的。没有像样的课桌，只有十张破旧的老式桌子，旁边用泥巴土坯垒起长条当桌沿。最特别的是，每天上学放学，我都得自己搬着家里的凳子去学校。后来教室安了锁，这才不用每天搬来搬去了。

天还没亮就要早读，家里用空墨水瓶塞上布捻子，倒点煤油，做成一盏小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下，是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学校没有电铃，也没有正式的钟，上课下课全靠一根挂在树杈上的旧钢轨。老师拿扳手“当当当”地敲击钢轨，清脆的声音回荡在村子上空，那就是我们童年最熟悉的上下课铃声。

后来，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土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我们家三口人——我妈、姐姐和我，分到了四亩多地。那时候农具落后，主要靠一辆改良过的独轮车，木轮子换成了胶皮轮，推起来轻巧了些。我妈就带着我们姐弟俩，一天到晚在地里劳作。

日子虽然辛苦，但盼头总是有的。到了1980年、1981年，生活慢慢有了起色。爸妈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方设法要把我们姐弟俩的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去……“

（三）“两半户”的岁月与肉皮冻的香味

父亲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把我和我妈、我姐的户口从农村转到城里去。当时这个政策叫“农转非”，但想归想，办起来却难如登天。

直到1989年以后，父亲才陆陆续续把我们的户口迁到了城里。在这漫长的等待期里，我们在兰州上学，却一直处于没有户口的状态。当时父亲的户口在兰州，厂子里管我们这种家庭叫“两半户”。年幼的我并不完全懂这个词的含义，后来才明白，大概就是指一家人里，一半是城里户口，一半是农村户口吧。

我们住的地方，兰维厂西边有个村叫青春村，东边有个新河村，我们厂离504厂不太远。据说，504厂当年为国家的原子弹爆炸做出过贡献。青春村和新河村的村民比较特殊，他们既不叫农民也不叫居民，而是叫“经民”，主要以种菜为生。他们同样吃粮本供应粮，按年龄和工种大小，每月拿着粮本去粮站买粮。

那时候的粮食配比通常是4:6，四成苞米面，六成粗粮。每人每月只有2斤肉票，每天50克清油。买肉必须凭票，没有肉票给多少钱都不卖。不过，我爸跟卖肉的一位叔叔关系特别好，每次有别人不要的多余肉皮，那位叔叔就会特意留给我爸。

我爸把肉皮买回家后，先用水煮，再把里面的肥油剔除干净，拿拔毛的镊子一点点把外皮上的毛拔净，最后熬成肉皮冻。我后来做肉皮冻的手艺特别好，就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那晶莹剔透、满是肉香的肉皮冻，成了我童年记忆里最解馋的美味。

那时的冬天，暖气还没有普及。我们片区有一片建厂时期盖的宿舍楼，大家叫它“小2楼”（小二层楼），共有29栋，从西一栋到西九栋，我们家住在东九栋的一楼。居民取暖全靠煤炉子，有铸铁的，也有铁皮的。有些工人手艺好，还会自己用薄钢板做个烤箱，即能做饭也能烤东西，烤出来的馒头焦香酥脆。如今想来，那都是带着温度的儿时记忆。

后来，我转学去了兰维厂子弟中学。这所学校设有小学、初中和高中，每个年级通常只有一个班，人多的时候才设两个班。学生大多是兰维厂职工的孩子。当时的兰维厂就像一个庞大的“托拉斯”，不仅有子弟学校，还有自己的托儿所、运输公司、医院和大食堂。在那个国有体制下，像西固区的兰炼、兰化，包括504厂、红星厂，基本都是这样“从出生到病死”都能在厂里解决。

兰维厂是1972年建厂的。学校旁边还有一所铁路中学，是为河口机务段铁路职工子女设立的。因为当时铁路上的工资比厂子里高，铁路中学孩子们的生活条件要比我们好一些。但即便如此，在那个属于兰维厂的独立小世界里，我们依然有着自己简单而充实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