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三年，腊月初七，江南落了头一场薄雪。

我自嘉兴搭一只乌篷船，顺着官河往西行，到纸坊镇时已近黄昏。船老大是个五十来岁的瘦老头，姓沈，嘉兴口音极重，一路上同我絮絮叨叨讲了许多这一带水路上的掌故。他说这条官河从前叫白水渡，明朝年间是一条运粮的漕河，河两岸的镇子都是靠这条河吃饭的。后来漕运废了，河便冷清了许多，只剩下些本地的渔船和渡船来往。他还说，纸坊镇这一带，早年间是江南出了名的造纸窝子，沿河十几里都是纸坊，家家户户靠纸吃饭。后来洋纸进来了，本地的土纸便卖不动了，纸坊关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改做纸活——就是扎纸人、纸马、纸轿子，烧给死人用的那种。他说到这里，顿了顿，补了一句——"那镇上的人，做活计是顶好的，就是有些古怪。先生您到了那边，莫要乱问，问多了，人家不答，您自个儿也觉得没趣。"

我一面听他絮叨，一面把半旧的呢子大衣裹紧。船舱里漏风，冷气从舱板的缝隙里钻进来，往骨头缝里扎。我坐在舱里的一只木凳上，膝上摊着那本写了大半的《南乡异闻录》——这是一本采风笔记，记的是我这几年来在江南各处乡镇搜集的民间旧事。我本在上海一家报馆做撰稿人，平素里写些社会新闻和地方风物，算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人。此行我专为采风，要在这水乡住上一月，寻几桩民国旧事落笔。纸坊镇的名字，是我在报馆资料室里翻旧报纸时看到的——一条不起眼的地方短讯，说纸坊镇的纸活手艺是江南一绝，每年腊月还要办一场"送神"的大祭。我觉得有趣，便向报馆请了一个月的假，收拾了几件衣裳，带了笔记本和照相机，便上了路。

船靠了镇东的青石埠，我提着一只藤箱跳上岸。埠头不大，只有三五级石阶，阶面上被长年的踩踏磨得光滑发亮。岸上人少，只一两个裹黑布头巾的妇人蹲着浣衣。她们手里的木盆是老榆木的，被水泡得发黑，盆沿上搁着一块黄肥皂——是那种乡下人自己熬的土肥皂，颜色暗黄，闻起来有一股碱味。她们听见脚步声便抬眼，目光像钉子似地盯了我片刻，复又低下。那目光不是好奇，是一种警惕——像是她们认得镇上的每一个人，而我这个外路人，显然不在她们认得的人里面。我本想上前问路，嘴才张开，便见那年纪略长的妇人朝同伴努了努嘴，两人拎起木盆便往巷子里去了。木盆里的水一路洒，在青石板上拖出一道湿漉漉的印子，我踩到水迹，鞋底滑了滑。

我并不恼。这等闭塞的江南小镇，对外来人向来如此。我跑过的地方多——苏北的铜山、皖南的休宁、浙东的绍兴——知道乡人怕生，也怕外来人招来什么祸事。他们对外来人的第一反应永远是躲，躲不过了便敷衍，敷衍不过了便翻脸。这是乡下人的生存之道，我懂。可我也知道，越是这样的地方，越是有东西可写。那些被藏在紧闭的门板后面的故事，往往比敞开大门迎客的地方要深得多。

我沿岸走了半条街，便寻到河畔一家茶馆，名唤顺水居。三间门面，木柱半旧，匾额上那三个字已褪得只剩影——"顺"字的右边那一竖几乎看不见了，"水"字中间那一横也断成了两截，只有"居"字还算完整。门楣上挂着几串干枯的艾草，是端午节时挂上去的，如今已经枯黄卷曲，被风吹得簌簌作响。我推门进去，一股茶香和旱烟味混在一起的热气扑面而来。

掌柜的姓何，人称何四，是个四十来岁的矮胖汉子，一张圆脸笑眯眯的，像庙里的弥勒佛。他穿着一件半旧的灰布棉袍，袖子挽到肘弯，露出两截白胖的胳膊。他见有客上门，便亲自过来擦桌，动作麻利，三两下便把桌上的茶渍抹干净了。桌面上有几道深深的刀痕，是被茶客们长年累月用茶刀切茶饼留下的，刀痕里嵌着黑色的茶垢，像一道道旧伤疤。

"先生是外路来的吧？要茶要酒？"他一面擦桌一面问，声音洪亮，中气十足。

我要了一壶本地的红茶，一碟花生米。花生米是炒过的，撒了细盐，装在粗瓷碟子里，碟子边上有两个豁口，但洗得很干净。

何四一边沏茶，一边斜眼打量我的行囊。他的目光在我的藤箱上停了片刻——藤箱是上海货，编工细致，搭扣是黄铜的，在乡下不多见。他的目光又从藤箱移到我的脸上，又从我的脸上移到我膝上那本《南乡异闻录》的封面上。那封面是牛皮纸的，上面用毛笔写着书名，字迹潦草，一看便知是读书人的东西。

"先生打哪儿来？"他搭话道，手上的茶壶嘴对着我的茶碗，一条细细的茶线稳稳地落入碗中，一滴也没有溅出来。"这时节到咱这小镇，怕是没什么好瞧的——河里结了薄凌，纸坊停了一半的工，整条街都懒洋洋的。您要是想看好景致，该去嘉兴、去苏州，那才是好地方。咱这儿，穷乡僻壤的，没什么可看。"

我呷一口茶，慢慢道："我是上海报馆的撰稿人，姓陆，想来此采些民间旧事。前年听闻贵镇有扎纸活的手艺，特来瞧瞧，也想找几位老匠人聊聊。"

"陆先生。"何四把茶壶放下，神色忽然变得有些古怪。他左右看看——茶馆里还有两个喝闲茶的老客，一个坐在墙角打盹，一个坐在窗边抽旱烟——然后压低了声音道，"您要寻纸坊的旧事，我不拦您。可有几桩事，您这外路人初来乍到，怕是不知道。我先说与您听，免得您闯了忌讳，平白招祸。"

我把藤箱搁在脚边，做出愿听的样子。

何四竖起一根指头。他的手指短而粗，指甲缝里嵌着茶叶末子。"头一桩，镇西那座柳翁的纸坊，阁楼上供着祖师牌位，外人不许进。平日里伙计出入都要低声，连咳嗽都不许。有一回一个伙计在阁楼下面打了个喷嚏，柳翁罚他在祖师牌位前跪了整整一夜，第二天膝盖肿得像馒头，半个月走不了路。第二桩——"他又竖起一根指头，"入了夜，谁家的孩子都不可往纸坊那条巷子里去。我们镇上的人自小就教——夜里撞见纸坊的纸人，那是要被勾了魂去的。"

他说完，自己先笑了笑。那笑里却没什么真喜气——嘴唇是咧开的，眼睛却没有笑，像是赔着小心惯了，连笑都笑不痛快。

我在心中记下。我走南闯北，听过的鬼神禁忌不计其数，晓得越是闭塞的乡里，这种话越传得郑重其事。可我也知道，这些"禁忌"背后，往往藏着实实在在的事。他们用鬼神的名目来吓人，其实是为了掩盖另一些更可怕的东西。我便点头道："记下了。还有呢？"

何四又竖起第三根指头，声音压得更低，几乎贴到我耳边："第三桩——是这一二年里，我们镇上没了几个闺女。"

我手上微顿，把茶碗搁在桌上。茶碗碰在桌面上，发出一声轻响。"没了？"

"可不是没了。"何四的声音更低了些，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人的话，每个字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头一个是镇北卖豆腐的周二家的小闺女，叫秀儿，去年开春没的，十六岁。那姑娘我见过——圆脸，大眼睛，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在镇上也算是数得着的俊闺女。家里人报了官府，官府的人来瞧了一瞧，说是夜里去河埠淘米，着了凉跌进河里，尸首也没捞着。周二哭了整整一个月，眼睛都快哭瞎了。"

他顿了顿，咽了口唾沫，继续道："第二个是东街裁缝铺阿金的女儿，叫阿秀，十五岁，今年三月间走丢。家里找了三天三夜——井里、河里、稻草垛里都翻过了，没见着人。阿金的老婆急疯了，披头散发地在镇上跑，挨家挨户地敲门问，有没有人见过我家阿秀。镇上的人都摇头。第三个是……"

他说到此处，忽然顿住。眼珠朝门口转了转。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门外石阶上不知何时站了一人。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面相清瘦，颧骨高耸，灰布长衫洗得发白，左手提着一盏未点的灯笼。那灯笼是白纸糊的，椭圆形的，像一只大茧。老人并未进来，只立在那儿朝茶馆里张望了一眼，目光在我身上停了片刻——那目光冷冷的，像冬天的井水——便转身慢慢沿河去了。他的脚步很轻，走在青石板上几乎没有声音，像一片落叶被风推着往前走。

何四等他走远，才吐出一口气。那口气吐得很长，像是在水下憋了很久才浮上来。"第三个，便是方才那位柳翁的远房侄孙女，阿莲。"

我心头一紧："阿莲是柳翁家的人？"

"是，也不是。"何四擦着手——他的手明明不脏，他却反复地擦，好像这样能把刚才的紧张一并擦去。"阿莲原是邻县乡下人。三年前她娘病故，她爹欠了柳翁的债还不上——据说是赌债，数目不小——便把她送进柳家做丫头。这几年镇上人人见她进出纸坊，只当是柳家的半个孙女。前日夜里她没了。柳翁亲自出来同镇上人说，是纸坊的纸人夜里出来走动，把她的魂勾了去。镇上的老人听了这话，竟都点头，说这便是了，这便是了——阿莲打小就眉眼重，纸坊里的纸人见了她，必要夺她的魂。"

我放下茶碗，不动声色地问："何掌柜，您方才说阿莲前日夜里没了，可她人呢？尸首寻着了没有？"

何四摇了摇头："没寻着。柳翁说，魂被纸人勾走的人，尸首也留不住。这话我们镇上的人都信。您一个外路人，初来乍到，可别去追问——问得多了，柳翁那边不痛快，您这采风的差使，怕也办不成。"

我听得出来，何四这话里有话。他不是真的不想让我追问——他的眼神里有一种隐隐的期待，像是希望我这个外路人能替他们去问一问那些他们不敢问的问题。可他不敢明说。在这个镇上，"明说"两个字太贵了，贵到没人付得起。

我又呷一口茶。茶已微凉，入口有些涩。我嚼着花生米，慢慢抬眼望向门外。河上起了雾——不是那种薄薄的、一缕一缕的雾，是那种浓得化不开的、白茫茫的雾。雾色昏黄，映着对岸一排旧式木楼的檐角。檐下挂着一串纸扎的红灯笼，被雾色一衬，红得分外刺目——不是喜庆的红，是一种暗沉的、近乎血色的红。

我忽地记起方才何四说的——这镇上扎纸活的人家，门前都爱挂这等红灯笼。为的是夜里照路，也为了敬那看不见的纸人魂魄。我盯着那灯笼出了一会儿神，心中隐隐觉得，这小镇的水，比我来时所想的要深得多。

我正想再问几句，门外却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那姑娘穿一件蓝印花布的褂子——褂子有些旧了，袖口和领口都磨得发白，但洗得很干净。头发用一根木簪别着，木簪的头上雕着一朵小小的梅花，雕工粗糙，却看得出是用心做的。她手里抱着一捆刚扎好的纸花——白纸花、红纸花、黄纸花，花朵栩栩如生，花瓣薄得透光。她进门便朝何四低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内容。何四便从柜台下摸出两枚铜圆递过去，又摆摆手示意她快走。

那姑娘接了钱，抬眼瞥见了我。目光只停了片刻——那目光里有一种警觉，像是一只受了惊的鸟，随时准备飞走。然后她低头匆匆出门去了，脚步极轻，踩在青石板上几乎没有声音。

何四朝她背影努了努嘴："那位便是镇上扎纸活做得最细的孤女，唤作春桃。她爹原是柳翁手下的老纸匠，几年前得了痨病死了，留她一个人过活。她扎的花、扎的人，纸坊镇上没一个比得上——你看她手里那捆纸花，花瓣上的纹路都是一刀一刀划出来的，不是画的。可她命硬。她爹死时镇上的人都说，是她命里带煞，把她爹的魂也克没了。所以镇上没几家愿同她来往。"

我默默记下"春桃"二字。这个姑娘和她手中的纸花，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淡淡的影子。

我付了茶钱，向何四问了客栈的方向，便提着藤箱往街上去。街上人已极稀，家家户户都闭了门板，只有门缝里漏出一线昏黄的油灯光。那光很弱，像是一根快要燃尽的蜡烛，在黑暗里勉强支撑着。河上的雾更浓了，浓得几乎能浸湿衣襟。我沿河走了百来步，到了一座临河的小客栈前。客栈名叫听涛居——名字起得雅致，实际上不过是三间木板房摞在一起的两层小楼。老板是个寡言的中年人，瘦长脸，嘴唇抿得很紧，像是一年到头都绷着一根弦。他看了我一眼，没多说什么，给我开了二楼临河的一间厢房。钥匙是一把老式的铜钥匙，匙柄上刻着房号——"贰"。

厢房不大，靠窗一张木床、一张书桌。木床的床板有些年头了，人躺上去便咯吱响。书桌是杉木的，桌面有几个烫痕，大概是前一位客人放茶碗留下的。桌上摆着一盏未点的油灯，灯碗是粗瓷的，碗沿上结着一圈干涸的灯油。墙角有一只木制洗脸架，架上搁着一只搪瓷脸盆，盆底有一圈黄色的水垢。

我放下藤箱，推开半扇窗——窗子打开时发出一声极尖的"吱呀"声，像是很久没有人开过这扇窗了。窗外便是那条流经全镇的官河。河面上白雾漂荡，浓得像一块扯不破的棉被，把整条河捂在底下。对岸那排挂红灯笼的木楼在雾里若隐若现——像一排睁着红眼睛的脸。

我坐下，点了油灯。灯芯是新换的，火苗很稳。我从藤箱里取出一本空白的毛边纸本子——这是我每到一个新地方的习惯，先把第一印象记下来，免得日后忘了细节。我提笔在第一页写下：

"腊月初七，抵纸坊镇。河上有雾，镇人有忌，纸坊有楼。镇人怕柳翁，柳翁掌纸坊。何四说失踪三女，其中一人是柳翁侄孙女。明日往访。"

笔搁下，我正要合上本子，窗外却忽地传来一阵极轻的声响——像是什么人用指尖轻叩窗棂。不是风声，不是水声，是一种有节奏的、一下一下的叩击声。

我抬头。雾中，窗外的红灯笼正幽幽地亮着。方才我分明记得，那灯笼并未点燃。此刻它却亮了——不是被人点亮的，是忽然间自己亮起来的。光很弱，像是隔着一层毛玻璃看烛火，昏黄里透着一抹红。

我凝神片刻，窗外却再无动静。只河上水声潺潺，似有什么东西在雾里缓缓游过。我到窗边，探头朝外看——雾色太浓，什么也看不见。只有那盏红灯笼依旧亮着，在雾里一明一暗，像在呼吸。

我合上窗子，把插销插死。又在书桌前坐了下来。

本想就此睡下，可心中总有一根弦绷着。我跑过那么多地方，从没有哪一个镇子，在我踏进去的头一夜便让我觉得浑身不自在。那些紧闭的门板、那些躲躲闪闪的目光、那些说到一半便咽回去的话——都像是某种信号，告诉我这里有事。这小镇头一夜，便让我的笔不知该往何处落。

纸坊镇的第一夜，河上的雾迟迟不散。我躺在木床上，听着窗外官河的水声，一夜没有睡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