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西伯利亚来，磨了三千公里，磨成一把钝刀，日日夜夜剐着这片草原。

十六岁的陈卫国站在厂区大门口，看风把家属院的红旗扯成一面痉挛的布。身后是整齐划一的红砖楼，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盖的，规整得像一副骨牌——每一张都长得一样，倒下去的方向也早就注定。

一九八二年。秋天来得比往年早。

他考上重点高中那天，母亲把家里最后半斤白面烙了两张饼。饼很硬，咬下去像嚼日子本身。母亲没说话，父亲也没说话。在这个代号202的三线军工厂里，好消息和坏消息都被压得很扁，像夹在工牌塑料膜里的纸片，隔着层东西，看不清，也懒得看。

陈家是从辽宁迁来的。父亲那辈人一根扁担挑着全部家当，扎进北疆草原深处，一扎就是二十年。造的是某种谁也不能说、谁也不敢问的东西。后来不造了，厂房还在，人也在，就这么搁着，像退潮后留在沙滩上的贝壳——里头是空的，外表还硬着。

他们管自己叫“核二代”。这名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光荣，和一种更莫名其妙的虚无。

陈卫国是班里第三名。数学课代表。班主任李老师拍着他的肩膀说：“卫国，你这脑子，是老天爷赏饭吃。”

他没接话。窗外有麻雀飞过，很小的一个点，在草原那么大的天里，几乎看不见。他想起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响起的广播，同一个旋律响了二十年；想起父亲每晚把工作服搭在椅背上，工服保持着人坐着的形状，像一个空壳的人坐在那里；想起退休的老头们靠墙根坐着，等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把他们的影子从左边挪到右边。

这一眼望过去，就是一辈子。

“老师，”他说，“我考上大学，毕业了，还得分回厂里。我爹是这样，我将来也是这样。”李老师沉默了很久。窗外那面红旗还在痉挛。

那个年代的少年友谊，是一种很硬的东西。像草原上被风吹了一万年的石头，看着粗粝，撞在一起却火星四溅。陈卫国和于文阁就是这样。于文阁比他大两岁，留过级，拳头比嘴快。两人在篮球场打过一架，打完了躺在水泥地上喘气，于文阁忽然说：“你他妈挺能打啊。”就这么成了兄弟。后来又多了两个，四个人往校门口一站，整个年级都知道那是“陈家帮”。其实什么帮也不是，就是几个被时代闷坏了的少年，用勾肩搭背的方式互相取暖。

那个年代正在发酵。像被封了太久的坛子突然启封，酒气冲得人脑子发晕。邓丽君的歌声从砖头大的索尼录音机里淌出来，软得像春水，泡软了整条街的少年骨头。喇叭裤像旗帜一样在街头招摇，校长的剪刀每天早上在校门口执行死刑。“咔嚓”一声，喇叭口落地，少年们的反骨却越剪越长。陈卫国和于文阁在厕所换裤子，动作飞快，像执行某种秘密任务。换好了，喇叭裤在脚面上甩来甩去，走起路来带风。他们练快四步，练到腿抽筋，走路一瘸一拐，像刚从战场上下来。

“傻不傻？”于文阁揉着小腿说。

“傻。”陈卫国说，“但是高兴。”

高兴。这两个字在那个年代是很贵的。

辍学的决定，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做的。陈卫国站在厂劳资科的走廊里，闻着那股几十年没变过的油墨和灰尘混合的味道。墙上贴着红色标语，字迹已经褪成粉色。“扎根北疆、奉献青春”——那个“春”字的最后一横掉了半截。父亲当年看着这条标语签了字。现在轮到儿子。

接班文化考试，他考了第一名。劳资科的人翻着他的成绩单，可惜地说：“小伙子成绩这么好，怎么不考大学？”他没回答。这个问题他已经回答过一百遍了。

他被分到动力车间，值班运转电工。全厂最清闲的活儿，看仪表盘、调电压、按开关，一天实际工作不超过两小时。其余时间泡茶、抽烟、和老职工扯闲篇。工资二十六块。全部加起来，二十六块。

他坐在值班室里，面前是一排微微颤动的仪表指针。红色的，黑色的，像某种生物的触角，探测着这个厂区缓慢的脉搏。太慢了。慢得让人发慌。窗外的草原那么大，大到能吞掉所有声音。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笼子门是开着的，但不知道外面是什么。

直到有一天，他闻到了钱的味道。

那是一个从南方回来的“倒爷”带来的。那人穿一件皮夹克，领子竖得老高，嘴里叼着阿诗玛，吐烟圈的样子像在吐金币。酒桌上喝多了，舌头大着说：“这烟，云南拿货，一块七毛七一盒。运到武汉，三块二。”

陈卫国坐在角落，手里的搪瓷杯停在半空。一块七毛七。三块二。一盒赚一块四毛三。一条十盒，赚十四块三。五十条——五百盒。七百多块。他两年的工资。

那夜他失眠了。厂区的灯十点准时熄灭，只有他睁着眼睛，看天花板上的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风险他知道。投机倒把，抓到就是没收、罚款、记过、甚至判刑。但那个数字像虫子一样咬着他。他想起母亲烙的硬饼，想起父亲工服上的补丁，想起商店里那件他看了三个月没舍得买的外套。

第二天，他去找于文阁。“我要去武汉。”于文阁看着他，像看一个疯子。“你知道路上多少稽查吗？”“知道。”“知道你还去？”陈卫国没说话。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草原冬天晚上的星星，又冷又烫。于文阁吸了一口烟，把烟头弹出去，橘红色的光在黑暗里划了道弧线。“我陪你去。”

阿诗玛烟在厂区内部有渠道。源头是什么人，陈卫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些东西，知道得越少越安全。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不到两百块——全部押了上去，又找于文阁凑了一部分。五十条阿诗玛整整齐齐码在面前，烟盒上那个彝族姑娘的侧脸在灯光下泛着柔光。他用剪刀把每条烟拆开，分成单个烟盒，然后找出十几个大小不一的旅行袋，把它们分散装进去。不能太满，太满显眼；不能太少，太少浪费空间。每一包都像精心设计的炸弹，藏着同一种火药。

火车是绿皮的，像一条疲惫的蛇，趴在铁轨上喘气。陈卫国把那十几个包裹分散到车厢不同位置——行李架最里面、座位底下、用链条锁锁在管道上。他画了一张图，记下每个包的位置，在心里默背了十遍。

车开了。京张铁路，穿越燕山山脉，隧道一个接一个。每次进隧道，车窗外的光突然消失，他的心就猛跳一下。他不敢睡。第一夜用啤酒提神，第二夜啤酒不管用了，开始吃烧鸡，辣得嘴唇发麻、眼眶发酸。第三夜，他已经分不清自己是不是还醒着。

每到一站，他立刻站起来，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行李架。一件一件核对。有人靠近他的包裹位置，他就死死盯着，直到对方走远。那是他十六年来最漫长的三天。

武汉站到了。接应的人是事先联系好的本地二道贩子，见面二话不说，验货、点钱、走人。动作干净利落，像做了一百次。五沓钞票，厚厚一叠，塞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被汗水浸透了，散发着一股咸腥的味道。他找了个没人的角落，掏出来一张一张数。数了三遍。五百多块。纯利。

他靠着墙，腿软得站不住。身体里像有一根一直绷紧的弦突然断了。他想哭，又想笑。最后什么也没做，只是把钱贴身收好，用别针把口袋封死。

回到厂里的时候，他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母亲开门看见他，吓了一跳——眼睛里全是血丝，嘴唇干裂出血，喉咙肿得说不出话。他比划着要喝水，喝完水就倒在床上，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他把钱交到母亲手里。母亲看着那些钱，手指一张一张捻过去，像在捻某种不真实的东西。然后她哭了。

“以后别去了。”她说。

陈卫国点点头。但他知道，回不去了。这趟武汉之行像在他心里挖了一口井。井里有水，是活水。他尝到了。

之后的事情，验证了他的判断。厂里眼红的人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纷纷扑向倒烟这条线。但风声越来越紧，铁路稽查像一张收紧的网。七八成的人翻了车——货被扣、钱赔光、处分记过，有的甚至被拘留。于文阁的一个远房亲戚被扣在郑州站，烟没收了，人关了七天，出来的时候瘦了一圈，眼睛里那点光全灭了。

“不干了。”陈卫国对于文阁说，“这种事，早晚栽。”

“那干啥？”

“找正经路子。”

他花了一个月，跑遍草原上大大小小的食品厂、冷饮店、食堂。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你们缺什么？什么东西最难买？答案慢慢聚焦到一个很窄的东西上——海藻酸钠。一种从海带里提取的食用胶，凉拌海蜇丝、果冻、凉菜凝固剂，全靠它。整个内蒙古没货，全国只有青岛两家化工厂生产，渠道封闭，普通人根本拿不到。

“青岛？”于文阁眼睛一亮，“我有亲戚在青岛。”

“走。”

一九八三年春天，两个草原少年坐上了东去的火车。这一次没有十几个包裹，只有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所有积蓄。他们不是去赌命，是去趟路。

青岛的海风腥咸，跟他们从小闻的草原风是两种东西。一个干燥、锋利，带着沙砾和草籽的味道；一个潮湿、绵软，带着盐和鱼腥的味道。于文阁的亲戚姓马，四十多岁，在青岛化工厂做后勤，见到两个草原来的后生很热情，招呼住下，第二天就领着去化工二厂。

厂子在城郊，灰扑扑的，跟草原上的厂房差不多，只是空气里多了海的味道。门卫盘问了半天，老马递了根烟，就放行了。海藻酸钠是褐色的粉末，闻起来有淡淡的海腥味。陈卫国用手指捻了一点放嘴里，黏黏的，像稀释了的浆糊。

“两百斤。”他说。

“什么？”于文阁以为自己听错了。

“先拿两百斤。”

老马帮着谈的价，出厂价加上人情费，压到比市场价低了近三成。陈卫国当场掏钱，点清数目，把两百斤海藻酸钠分装成四个编织袋，每袋五十斤。

货有了。但怎么运回去，是个更大的问题。青岛大站不接私货托运。他们跑了两天，答复都一样：不行。最后打听到一个偏门——沧口站。胶济线上的一个小站，破旧、偏僻，管得松。调度站的值班长姓赵，四十来岁，一张国字脸，看人的时候眼睛像两颗钉子。

“不行。”赵处长听明来意，直接回绝，“私货不能随车托运，没这先例。”

陈卫国站在调度室里，看着墙上那张发黄的铁路运行图，忽然想起父亲说过的话：这个世界上，门都是虚掩的。就看你会不会推。

他没马上走。那天傍晚，赵处长下班的时候，陈卫国在门口等着。“赵处长。”赵处长停下脚步，皱着眉看他。陈卫国上前一步，动作很自然地把一卷东西塞进对方外套口袋里。五块钱，不多不少。还有一包大鸡烟。那个年代，这就是人情世故的全部。多了是行贿，少了是不懂事。五块，刚好。

赵处长的手指在口袋里碰到那卷钞票，停了一下。他没掏出来，也没说话。只是抬眼看了看陈卫国，那双钉子似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松动了。“明早来吧。”他说。

第二天，赵处长不但开了放行单，还亲自找了一块防雨布，帮他们把四个编织袋和另外两大包东西包好捆牢，一路送上列车。那另外两大包，是棉鞋。一百双。猪皮面、狗毛里，土得掉渣，却厚实得能扛住草原零下三十度的冬天。李村大集上收的，一双不到两块钱。运回草原，至少翻三倍。

这一趟青岛之行，海藻酸钠加棉鞋，双线开花。海藻酸钠卖给食品厂和食堂，要货的人排着队；棉鞋在厂区家属院里更是抢手货，老人和户外工人们人手一双。不到两周，全部脱手。

算账那天晚上，陈卫国和于文阁坐在宿舍里，把钞票摊了一床。十块的、五块的，还有一大把毛票。两个人像两个守财奴，一张一张捋平、摞齐、数清楚。纯利超过了两千块。

陈卫国靠在那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昏黄的灯。两千块。他父亲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六块五。两千块是一个老工人将近五年的工资。而他只用了两个月。

钱是凉的。纸币上有无数人摸过的痕迹，滑腻腻的，像某种活物。他把钱贴在脸上，闻着那股混合了汗味、霉味和油墨味的奇特味道。这是自由的味道。

有了钱的陈卫国，开始学会花钱。狼头皮鞋，尖头的，走起路来嘎嘎响。掐金丝西装，垫肩宽得像能扛起一头羊。最贵的是那个打火机——狼声牌，外贸商店买的，要外汇券，一百五十块。“嚓”的一声，火苗蹿起来，防风孔里吹不出灭。在八三年的舞场上，这枚打火机就是最硬的名片。

少年得意。这四个字写在脸上，遮都遮不住。

只是风已经起了。他不知道的是，少年暴富最怕的就是太顺。顺境像草原上的晴空，看着万里无云，远处的乌云已经在聚集。而那片乌云，正从南方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