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多怪谈。

这话不是虚的。岭南之地，山川瘴疠，草木蓊郁，自古便是巫风盛行、鬼神之说浸透民间的所在。西江一脉，自云贵高原奔涌而下，穿山越岭，裹泥带沙，到了下游便成了一片水网密布的冲积平原。江面宽阔，舟楫往来，看似繁华热闹，可江两岸的村落里，老人口中传下来的那些故事，却一个比一个阴冷，一个比一个离奇。

我自幼生长在西江边上的一个小镇，枕着江水声长大，也枕着老人们的故事声长大。夏夜纳凉，冬夜围炉，总有那么一两个长辈，慢悠悠地点上一袋旱烟，眯着眼，说起那些“当年”的事。他们说，民国那会儿，大旱三年，饿殍遍野，乱葬岗上的鬼比活人多；他们说，有人饿疯了，去坟地里挖野菜，结果再也没回来；他们还说，西江边上有个香婆，能通阴阳，能驱饿鬼，方圆百里谁家出了邪事都去找她。

那些故事，我小时候听了害怕，长大了听了着迷。后来读了书，走了远路，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回头再看那些故事，忽然觉得，它们不仅仅是吓唬小孩的“鬼话”。它们是岭南这片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活过的痕迹，是他们对生死、对饥荒、对人性最深切的体悟。

《诡食泥》这个故事，便是在那些零散的、模糊的口述传说中，慢慢长出来的。

“诡食泥”三个字，在岭南民间并非杜撰。老一辈人大多听过这个说法——饿鬼附体，篡改五感，诱使活人以泥为食。我曾在粤西一个偏远村子里，亲耳听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讲起她小时候见过的“吃泥人”。那老太太说话已经不太利索了，牙齿掉得只剩下几颗，可她讲起那个故事时，浑浊的眼睛里，忽然亮起一种光。她说：“那人趴在坟头上，嘴里塞满了泥，还在笑。笑得可香了。”

那笑容，成了这个故事最初的种子。

后来我又翻了一些地方志和民俗笔记，发现“诡食泥”这类传说，并非岭南独有。江西、湖南、福建乃至北方的一些地区，都有类似的记载。有的叫“食土症”，有的叫“饿鬼缠”，有的叫“泥宴”。名称不同，内核却惊人地一致——都是在饥荒年代，人们用鬼神之说，来解释那种被饥饿逼到绝境时产生的幻觉与疯狂。

从这个意义上说，“诡食泥”不只是一个鬼故事，更是一个关于饥饿的记忆。民国二十六年，也就是一九三七年，那场席卷华南的大旱，在史书上只有寥寥几笔：“是岁大旱，民饥，多流亡。”可这几笔背后，是无数像阿牛一样的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在饥饿中沉沦，在幻觉中吃下泥土。

我写阿牛这个人物，不是要写一个“馋鬼遭报应”的道德寓言。我想写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极端的饥饿和欲望面前，如何一步步失去理智，又如何在一场噩梦般的经历之后，重新找回自己。他的“馋”不是罪，是人性；他的“贪”不是恶，是弱点。饿鬼之所以找上他，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缺”——缺阳气，缺粮食，缺一个能填饱肚子的希望。

至于香婆，她是我对岭南民间那些默默行善、守护乡里的奇人异士的致敬。她们或许没有经天纬地的本事，没有留名青史的功业，但在一方水土上，她们是活人的依靠，是亡魂的渡口。她们的慈悲与智慧，藏在艾草的青烟里，藏在朱砂的符咒里，藏在那碗从江底捞上来的净泥里。

这个故事写完之后，我曾念给几位长辈听。他们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像，像那么回事。”这让我觉得踏实。写民间故事，最怕的是不像——不像那个时代，不像那片土地，不像那些活在故事里的人。

当然，故事终究是故事。民国二十六年到底有没有阿牛这个人，西江边上到底有没有香婆这号人物，已经无从考证了。但我愿意相信，在那些被遗忘的岁月里，在那些被风吹散的炊烟中，曾有那么一个馋嘴的汉子，曾有那么一场以泥为宴的幻梦，曾有那么一位以慈悲渡鬼的老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