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

初夏的戈壁滩上热浪蒸腾，三危山在日光下泛着暗红色的光。道士王圆箓掸了掸道袍上的沙尘，指挥着几个雇工清理第16窟甬道的积沙。这个来自湖北的云游道士已在敦煌驻留七年，将化缘所得悉数投入这座佛教石窟群的修缮。

“这里，再往深里挖挖。”王圆箓指着甬道北壁一处裂缝，声音在空旷的洞窟里回响。

雇工杨某的镢头敲在墙壁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突然，“轰”的一声，墙壁裂开了一个洞口，一股阴冷的气流扑面而来。杨某吓得后退几步，王圆箓凑上前，借着油灯的微光望去——眼前是一个不足三米见方的密室，里面堆满了成捆的卷轴，一直堆到洞顶。

这不是普通的储藏室。借着微弱的光线，王圆箓看到最外层的几卷文书上，端正的汉字墨迹依然清晰：“归义军节度使牒”“沙州百姓状”……还有大量用他从未见过的文字书写的经卷。

一个被遗忘千年的宝库，就这样意外地重见天日。

二

时间倒回九百年前，公元11世纪初的敦煌。

此时的归义军政权已进入暮年。自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张议潮建立归义军，这个以敦煌（沙州）为中心的地方政权，已经在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上存续了一百五十余年。它经历了张氏、索氏、曹氏三大家族的更迭，从拥地十一州的强盛，萎缩到仅剩瓜、沙二州的窘境。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一个更重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据《宋史·夏国传》记载：“（李）元昊既悉有夏、银、绥、宥、静、灵、盐、会、胜、甘、凉、瓜、沙、肃……于是，西夏之境遂成。”这一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西征大军已兵临沙州城下。

敦煌遗书P.2733号《曹宗寿施经记》中，记载了末代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在危难之际的最后举措：“恐遇刀兵，经典散失，遂乃垒砌窟龛……”曹氏家族及其幕僚做出了一个悲壮的决定——将节度使衙府库、寺院藏经楼中最珍贵的典籍、文书、佛像、法器，秘密封存于莫高窟一个不起眼的耳洞中。

这不仅仅是为了保存物质财富。在这些即将被封存的文献里，有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官牒文书、与中原王朝往来的表章、寺院的经济契约、士人的诗赋创作，更有大量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经典。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文明的完整记忆。

负责封藏工作的僧人或许在最后时刻，用颤抖的手在某一卷文书末尾写下了纪年：“大宋咸平五年（1002年）壬寅岁……”这是已发现的最晚纪年文书之一。之后，工匠们用土坯仔细封砌洞口，再涂抹泥皮，绘制壁画，使这扇门完全消失在莫高窟第16窟的北壁之中。

风沙很快掩埋了所有的痕迹。随着1036年西夏军队最终攻破沙州，归义军政权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个秘密也随着知情者的离去而彻底湮没。

三

要理解归义军为何如此珍视这些文献，我们必须将时间再往前推一百六十年。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为了平定叛乱，唐朝将驻守河西、陇右的精兵悉数东调。吐蕃王朝抓住这一千载良机，大举东进。

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乘隙暴掠，陇右、河西州县，皆为所陷。”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连丝路重镇凉州（今武威）也告陷落，敦煌成为大唐在河西走廊最后的孤岛。

沙州军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行了长达十一年的抵抗。《新唐书·吐蕃传》简略记道：“沙州守将周鼎婴城固守。”敦煌遗书P.2942号则提供了更生动的细节：在粮尽援绝之际，守军甚至考虑焚毁城池东奔，被都知兵马使阎朝“缢杀”主将，继续坚守。

直到贞元八年（792年），在得到吐蕃“勿徙他境”的承诺后，沙州才最终易帜。

敦煌从此进入了长达六十余年的吐蕃统治时期。

四

吐蕃对敦煌的统治是复杂而多面的。

一方面，吐蕃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强制同化政策：敦煌遗书S.2729号《吐蕃辰年（788年）三月沙州僧尼部落米净辩牒》显示，吐蕃当局对当地僧尼进行清查登记，纳入其特有的“部落—将”军事行政体系；汉人被要求穿着吐蕃服饰，每年只有正月初一才能穿上唐人衣冠祭祖（见《新唐书·吐蕃传》）。

另一方面，吐蕃贵族也展现出对敦煌佛教文化的尊重。莫高窟第158窟、159窟等吐蕃时期开凿的洞窟，壁画技艺精湛，供养人画像中既有吐蕃赞普，也有汉人贵族，呈现出文化交融的独特面貌。

但民族压迫依然存在。P.3774号《丑年（821年）十二月沙州僧龙藏牒》记载了吐蕃统治者掠夺百姓财产的事件；S.1438号《书仪》残卷中，一位陷蕃汉官写道：“日日忧愁，终朝凄切……虽云流落，且得存生。”

这种压抑下的文化坚守，在敦煌世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敦煌望族如张氏、索氏、李氏等，一方面有成员出任吐蕃官职（如著名的吐蕃时期高僧洪辩，俗姓吴），另一方面则在家族内部秘密传承汉家典籍礼仪。

《致瓜州节度使牒》（P.4638号）等文书中，仍能看到“大唐”年号的使用。这种潜伏的“唐人心”，在等待着重新燃起的契机。

五

公元842年，吐蕃王朝因赞普朗达玛灭佛引发内乱，迅速走向崩溃。河陇地区的吐蕃守将各自为政，相互攻伐。

敦煌遗书P.2962号《张议潮变文》虽为文学作品，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现实：“河西沦落百余年，路阻萧关雁信稀。诸州蕃贼来侵劫，百姓徒尽受孤危。”

约在此时，一个名叫张议潮的沙州豪族子弟，已经成长起来。

关于张议潮的早年记载甚少，但通过其兄张议潭曾任沙州军使的线索推测（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张家应是世代军旅、兼通文墨的地方实力派。敦煌遗书S.3329号《张氏修功德记》残卷提到：“议潮少习文史，长通韬略……虽生长虏中，而心系本朝。”

在吐蕃统治的最后几年，敦煌的社会矛盾日益激化。P.3633号《辛未年（851年）七月沙州百姓上回鹘天可汗书》虽年代稍晚，却反映了民众的普遍情绪：“百姓本是唐人，……伏望天可汗念百姓无辜，早施解救。”

大中二年（848年），时机终于成熟。

一个清晨，张议潮与好友张议潭、索勋等人密会于敦煌龙兴寺。寺中的洪辩法师，这位在吐蕃时期享有威望的高僧，也参与了谋划。他们串联了敦煌、晋昌（瓜州）的汉人豪族、僧团领袖，甚至争取了部分不满吐蕃统治的蕃族将领的支持。

起义的细节已湮没于历史，但我们可以从《张议潮变文》的文学描述中窥见一斑：“一朝暗点兵，半夜红旗出。城头烽火明，城外蕃营溃。”

张议潮的军队迅速控制了沙州城。但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他们面对的不仅是周边吐蕃残余势力，还有正在崛起的回鹘、吐谷浑等部族，更要与千里之外、中断联系已近百年的大唐中央取得联系。

六

藏经洞的封闭与发现，构成了归义军历史的起点与终点。

当王圆箓在1900年打开那个密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手中油灯照亮的，是一段被尘封的壮阔史诗。那些“归义军”文书，记录的正是一个在帝国边疆坚守“唐土”的传奇。

从张议潮沙州起义（848年）到曹氏政权终结（1036年），归义军存续近两个世纪，几乎与唐末、五代、宋初相始终。它比许多中原王朝的寿命更长，却在正史中仅有零散记载。若非藏经洞的偶然发现，这段历史或许将永远沉默于黄沙之下。

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将跟随这些重见天日的文献，回到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看张议潮如何率领归义军东征西讨，收复十一州之地；看这个政权如何在唐、吐蕃、回鹘、于阗、西夏等强大势力的夹缝中求生；看敦煌的文化如何在战乱中奇迹般地繁荣；最终，看这个“虽居虏土，不忘汉仪”的边疆政权，如何走完它孤独而悲壮的历程。

所有的开端，都始于吐蕃统治下那个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动的敦煌。而所有的故事，都将在九个世纪后，从那间小小的藏经洞中，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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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主要参考文献：

1.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第一章“归义军大事纪年及相关问题”

2.《旧唐书·吐蕃传》《新唐书·吐蕃传》

3.敦煌遗书P.3633、S.3329、P.3774等号文书

4.王冀青《国宝流散：藏经洞纪事》

5.冯培红《敦煌的归义军时代》导论部分

6.李军《敦煌通史·晚唐归义军卷》第一章“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