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昏时分，工地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

云欢蹲在二十七层未封顶的楼板边缘，手中的扳手最后一次拧紧钢筋套筒。金属摩擦的“咔哒”声在暮色中格外清脆，像某种仪式完成的宣告。他缓缓起身，膝盖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这是三年前确诊尿毒症后开始出现的症状，医生说是钙磷代谢紊乱导致的关节病变。

“老云，收工了！”下方传来工友老张的喊声。

云欢应了一声，却没有立刻动身。他扶着冰冷的钢筋支架，望向西边天际。十一月的晚霞像稀释的血，层层晕染在雾霾笼罩的城市上空。远处，居民楼的窗户陆续亮起暖黄色的光，一盏，两盏，最终连成一片模糊的星海。

那些光里没有一盏属于他。

手机在裤兜里震动。云欢掏出来，屏幕上显示一条微信，来自一个没有备注姓名的号码——那是妻子袁绍华。五年前那次大吵后，他删了她的备注，却把号码背得滚瓜烂熟。

“这个月钱怎么还没打？小雨补习班要交费了。”

没有称呼，没有问候，十四个字加一个句号。云欢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动暗下去。他把手机塞回口袋，开始收拾工具。

扳手、锤子、水平尺，一样样放进磨损严重的工具包。包的内侧缝着一个暗袋，里面装着三瓶药：碳酸镧咀嚼片、骨化三醇、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药瓶上的标签被他小心撕掉了，只留医院打印的用法用量贴纸。工地上没人知道，这个能扛两百斤钢筋上十楼的汉子，每隔一天晚上要去城中村的黑诊所做腹膜透析。

“怎么还在这儿磨蹭？”老张爬了上来，递给他一支烟。

云欢接过烟，借着老张的打火机点燃。辛辣的烟雾吸入肺里，引发一阵压抑的咳嗽。老张拍着他的背：“我说老云，你这咳嗽得去看看，别拖成大病。”

“老毛病了。”云欢摆摆手，咳嗽声在空旷的楼板间回荡。

两人并肩下楼。临时搭建的铁楼梯在脚下震颤，发出危险的“哐当”声。四十三岁的云欢在这栋楼上干了八个月，从地基挖到二十七层，每一根钢筋都经过他的手。包工头赵经理说，这是公司在城西的标杆项目，干好了年底每人多发五千奖金。

五千块，够他做十次透析。

“真决定回去了？”老张问。

“嗯，五年了。”云欢吐出烟圈，“该回去看看了。”

“要我说，你就该多回去。”老张的声音低下去，“我家那小子，上次视频叫我叔叔。我他妈……”

话没说完，老张狠狠吸了口烟。两个男人沉默地往下走，铁楼梯的震颤像心跳。

工地生活区弥漫着汗味、水泥粉和廉价烟草混合的气味。彩钢板搭成的宿舍里，八个上下铺挤着十六个工人。云欢的铺位在最里面靠窗的位置——这是他干了十八年换来的“特权”，晚上能吹到一点风。

“云哥回来了！”年轻的小山东嚷嚷着，“赵经理说今晚加餐，庆祝主楼封顶！”

宿舍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欢呼。对这些平均年龄不到三十五岁的工人来说，一顿有肉的晚餐就是盛大的节日。云欢笑了笑，把工具包塞到床底，从枕头下摸出一个小铁盒。

铁盒里装着三样东西：一张全家福，已经褪色到看不清人脸；一沓汇款回执，最上面一张是上个月汇给袁绍华的四千块；还有一张火车票，明天下午三点四十分，开往家乡的绿皮车。

“云哥，你这次回去待多久？”下铺的小李问。这孩子才二十二岁，出来打工三年，已经学会了砌墙、抹灰、绑钢筋。

“看情况吧。”云欢说，“可能不回来了。”

“不回来了？”小李惊讶地瞪大眼睛，“那你去哪儿？”

云欢没回答。他小心地把车票放回铁盒，盖上盖子。铁盒表面有一层薄薄的锈，摸上去粗糙冰凉。

晚饭在工棚外空地上进行。两张长条桌拼在一起，上面摆着不锈钢盆：红烧肉炖土豆、白菜粉条、西红柿炒蛋，还有一大桶紫菜蛋花汤。赵经理拎来两箱啤酒，吆喝着“今天管够”。

工人们围坐过来，喧哗声瞬间填满夜空。有人用手机外放网络神曲，有人吹嘘自己老家新盖的楼房，有人讨论隔壁工地出的事故——一个架子工没系安全带，从十五楼掉下来，当场没了。

“赔了八十万。”赵经理灌了口啤酒，“一条命，八十万。”

桌上安静了一瞬。八十万，在座的大多数人要干十年。然后喧哗又起，像潮水短暂退去又涌上。

云欢默默吃饭。红烧肉肥腻，他吃了两块就放下筷子。肾病患者的饮食要控蛋白、控磷、控钾，工地食堂的饭菜每一样都在禁忌名单上。但他不能不吃，不吃就没力气干活。这是一道无解的题，像他的人生。

“老云。”赵经理端着酒杯坐过来，“你真要走？”

“嗯。”

“可惜了。”赵经理拍拍他的肩，“你这手艺，到哪儿都是顶梁柱。要不再考虑考虑？明年开春滨江新区有个大项目，我跟老板说说，给你涨到九千。”

九千。云欢心里快速计算：每月透析加药费四千五，寄回家四千，自己留五百生活费。如果病情稳定，还能攒下一点。

“我……”他开口，手机又震动了。

还是袁绍华：“小强班主任说下个月去省城竞赛，要交八百报名费。”

云欢盯着屏幕。八百块，是他一周的工资，是十袋透析液，是老家一头猪崽的价钱。他想起儿子小强，上次见面时还是个只会抱着他腿要糖吃的孩子，如今已经上初中了。他没见过儿子穿校服的样子，没参加过家长会，甚至不知道儿子喜欢什么。

“赵经理。”云欢抬起头，“滨江新区的项目，什么时候开工？”

“三月吧，最迟四月。”

三月。医生上个月说，他的肾功能只剩百分之十二，如果还不做血液透析或换肾，可能撑不过明年夏天。血液透析一周三次，每次四小时，他没法再上工地。换肾要三十万，还要等肾源。

“我……”云欢咽了口唾沫，“我先回去一趟。回来再说。”

赵经理点点头，没再劝。他干了二十年包工头，见过太多这样的工人：年轻时拿命换钱，老了拿钱换命，最后两手空空回家，发现家已经不是那个家。

晚饭进行到一半，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向家庭。这是工地夜晚永恒的主题，像一剂麻药，让这群男人在短暂的倾诉中获得虚幻的慰藉。

“我闺女今年中考，老师说能上重点。”老张醉醺醺地说，“老子再干三年，给她攒大学学费。”

“我老婆昨天视频，说村里通天然气了，让打两千块安装费。”小李苦笑，“我才寄回去三千，她当我是印钞机？”

“印钞机好歹不用吃饭睡觉。”另一个工友接话，“我老婆更绝，直接说‘你在外面有人了吧，不然怎么总不回家’。我他妈每天累得像条狗，下了工倒头就睡，哪儿来的精力有人？”

哄笑声中，云欢默默喝酒。冰凉的啤酒滑过喉咙，带着苦涩的麦芽味。他想起五年前那个晚上，他带着一身疲惫回家，想给袁绍华一个惊喜。结果惊喜变成了惊吓——袁绍华翻他的手机，发现他和一个女工友的合影。那是工地三八节活动，女工友是食堂打饭的阿姨，六十岁了。

“你解释啊！她是谁？”袁绍华把手机摔在地上。

“食堂王婶，你看聊天记录，说的都是打饭的事。”

“谁信？没鬼你存她照片？”

争吵持续到半夜。云欢记得自己最后说的话：“我一年三百天在工地，吃最差的饭，睡最硬的板，挣每一分钱都寄回家。你就这么看我？”

袁绍华的回应是砸碎了结婚时买的暖水瓶。玻璃碎片和热水溅了一地，像他们七零八落的婚姻。

那之后，他再没回家。头两年春节，袁绍华还会打电话，语气冷硬：“回不回来？”他说工地加班三倍工资，她说“随你”。第三年开始，电话没了，只有每月准时到来的要钱信息。

“云哥，你咋不说话？”小李碰碰他的胳膊。

“累了。”云欢说。

“是想嫂子了吧？”有人起哄。

云欢扯了扯嘴角，算是一个笑。想吗？他分不清。十八年的婚姻，有十年他在外奔波。记忆里的袁绍华还是新婚时那个会害羞脸红、会给他纳鞋底、会站在村口等他回家的姑娘。而现实中的袁绍华，已经变成一个只在要钱时出现的冰冷号码。

夜深了，啤酒喝光，工人们陆续回宿舍。云欢帮着收拾碗筷，把剩菜倒进泔水桶。赵经理走过来，塞给他一个信封。

“这个月工资，我多算了五天。还有……”赵经理压低声音，“你床头那药，我看见了。有病别硬扛，该治得治。”

云欢身体一僵。

“放心，我没跟别人说。”赵经理拍拍他的肩，“老云，咱们认识十二年了。听哥一句，回家好好跟弟妹聊聊。两口子，没有过不去的坎。”

信封很厚。云欢捏了捏，大概有一万二。加上他之前的积蓄，够做两次透析，还能给家里留八千。

“谢谢赵哥。”

“谢啥。”赵经理摆摆手，走远了。

回到宿舍，工友们已经睡下。鼾声、磨牙声、梦呓声交织成工地的夜曲。云欢摸黑爬上床，从床底拖出行李包——一个深蓝色牛仔布包，边缘磨得发白，拉链坏了用绳子系着。

他把几件衣服叠好放进去，都是工地发的工装，洗得褪色但干净。然后是小铁盒，用塑料袋裹了三层，塞在衣服中间。最后是药，三瓶摆成一排，想了想，又拿出两瓶塞进外套内袋。

做完这些，他躺下来，盯着上铺的床板。床板上用圆珠笔画着一颗歪歪扭扭的心，里面写着“小芳我爱你”——不知道是哪一任工人留下的爱情宣言。小芳，可能是他的妻子，可能是女友，也可能只是想象中的爱人。

云欢想起袁绍华的本名里也有个“芳”字。袁绍芳，结婚后她说这名字土，自己改成了绍华。他说“绍华像男人名字”，她瞪他：“你一年在家几天？管我叫什么。”

那时他们都年轻，以为未来很长，以为苦难是暂时的。就像这栋楼，从地基开始，一砖一瓦，总能建成。可他忘了，楼会旧，会裂，会在某一天被爆破拆除，变成一堆废墟。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亮起。云欢划开，是购票软件发来的提醒：“您购买的K××××次列车将于明天15:40发车，请提前到达车站。”

五年了。一千八百二十五天。他像一只候鸟，却错过了所有归期。

窗外，工地探照灯的光束扫过夜空，惊起几只夜鸟。远处城市的霓虹彻夜不熄，像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而在这片未完工的楼群中，一群男人在梦中回到故乡，回到妻子身边，回到孩子还认得父亲的年纪。

云欢闭上眼睛。他想起医生的警告，想起银行卡的余额，想起儿子需要的那八百块竞赛费。他想起袁绍华可能已经花白的鬓角，想起女儿小雨应该已经长成大姑娘，想起老家那棵他亲手种的枣树，不知道还在不在。

回去吗？回去面对一个可能已经不欢迎他的家？面对孩子们陌生的眼神？面对邻居的闲言碎语？

不回去吗？继续在工地上熬，直到某天晕倒，被送进医院，然后通知家属来领人——或者领尸体？

枕头下的铁盒硌得慌。云欢伸手摸出来，打开，借着窗外微弱的光看那张全家福。照片是女儿百天时在镇上照相馆拍的，他特意从工地赶回来。照片里，袁绍华抱着女儿，他抱着儿子，四个人挤在廉价的布景前，笑得见牙不见眼。

照相师傅说：“看这一家子，多幸福。”

幸福。这个词像一根刺，扎在云欢心里十八年。他以为拼命挣钱就是幸福，以为盖起楼房就是幸福，以为孩子考上大学就是幸福。可他忘了问，幸福是不是也需要他在场。

手机又震了。这次不是微信，是10086的流量提醒。云欢正要关掉，忽然看到屏幕顶端的时间：00:07。

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下午，他将踏上五年来的第一次归途。

他翻身坐起，从铁盒里拿出纸笔。笔是工地记账用的圆珠笔，纸是从记账本上撕下的格子纸。他趴在枕头上，借着手机手电筒的光，开始写信。

“绍华：

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可能已经到家了，也可能还在路上。五年没回去，不知道家里变成啥样了。小雨应该比我高了，小强是不是还那么皮？

这次回去，我想多待几天。咱们好好说说话，像刚结婚那样。我不求你原谅我这几年不在家，只想让你知道，我从来没忘过你们。

包里有一张卡，密码是你生日。里面有三万块钱，是我这几年攒的。你别省着，该花就花。小雨要高考了，买点好吃的补补。小强竞赛要是能去省城，你也跟着去，见见世面。

我身体还行，别担心。工地活不累，赵经理照顾我。

先写这些吧。等我回去，咱们当面说。

云欢

2023年11月17日夜”

信写得很短，还有很多话没写：没写他的病，没写他每晚的疼痛，没写他多么害怕回家后发现孩子们不认识他。他把信折好，塞进信封，写上“袁绍华收”。

做完这一切，天边已经泛起灰白。工地的起床铃很快就要响了。云欢躺回去，闭上眼睛。在意识沉入睡眠的前一刻，他忽然想起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那棵枣树，是他和袁绍华结婚那年种的。她说“枣树好，早生贵子”。后来他们真的有了孩子，一儿一女。每年枣子熟的时候，她会把最大最红的晒干，等他过年回来吃。

不知道今年的枣，甜不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