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夏，河北肃宁县。

那年，我第一次摸到真枪，那年，我15岁。

父亲对我说：“大军，明天爹带你出去见见世面，带你去大西北。”听到父亲的话，我兴奋地大叫起来。等这句话，我等了好久。要坐火车，还要坐大汽车，要坐好几天呢。弟弟和还未懂事的小妹也缠着爸爸，也要带她们一起去。父亲慈爱地抱住准备哭闹的小妹，说：“等你长大了，长到大军哥哥那么高，爸爸一定带你去。”小妹吵着跑到正在煮饭的妈妈旁：“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到大哥那么高呢？”妈妈不耐烦地说：“快了，快了，等你大军哥回来，你就可以长得和他一样高了。”我知道这是母亲担心我。那个年代，对于出门做生意的人是被人耻笑的，叫不务正业。母亲是和父亲在新疆支边认识的。母亲是江苏人，也是属于大家闺秀，却毅然地跟随父亲回到了河北，回到了我们这个穷山僻壤的小县城，导致这么多年了，工作也一直没安排上。父亲是在我们县城唯一一个国企皮革厂上班，也是第一个离厂做生意的人。母亲是家属，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生活不算富裕，但也算过得下去。

朦朦胧胧，天终于亮了。我一个鹞子翻身，穿好衣服跳下床，穿上了崭新的绿胶鞋。厨房里，母亲正在捞煮好的鸡蛋，足足有20多个。她一边捞，一边和正在烧火的父亲唠叨着什么。外面厂区的大院里传来嘈杂的声音，有的人在洗漱，有的人在做早饭。我赶忙冲到胖子家，胖子还在呼呼大睡。我兴奋地把胖子叫醒：“我爸要带我去大西北收羊皮。”胖子揉揉眼睛，大叫起来：“真的？”这时，胖子妈走进来对我说：“出门要听你爸的话，要紧紧地跟在你爸身后，大西北狼多的很，狼就爱吃小孩，小心把你给吃了。还有，火车站专门抓你这样的小孩，抓住就把你给卖了。”赵姨说这话的时候一脸严肃，看我害怕的样子，她也哈哈大笑起来。

“喂…醒醒，这谁家孩子脑袋都伸过道中间来了，让人怎么过啊。”父亲赶忙把我从座位下抱起来。操着一口北京话的乘务员撇了父亲一眼，推着她那售货车穿梭在拥挤的车厢里。我迷迷糊糊地问父亲：“我们什么时候到兰州呀？”裤兜里还揣着半块没吃完的芝麻烧饼。

绿皮火车在晨雾里喷着白汽，父亲把装着干粮的蓝布包袱系在扁担两头。隔着粗布衬衫，我能摸到他后背凸起的脊椎骨，像排列整齐的子弹。“过了娘子关，才算出了直隶地界。”

车窗外掠过连绵的黄土塬，父亲教我辨认皮货成色：“毛尖带金星的算上品，能换三斤粮票。”他粗糙的拇指搓开块风干羊皮，细碎绒毛在阳光里浮沉，我连打三个喷嚏。

三天后，我们在固原县换乘解放卡车。车斗里堆满扎成卷的皮子，浓烈的腥膻味里混着柴油味。司机老周扔来军用水壶，父亲接过时突然僵住——壶身有道新鲜的刮痕，边缘还粘着暗蓝色漆皮。

“前头修路，得绕七道梁。”老周猛打方向盘，父亲把我脑袋按在装满皮货的麻袋上。卡车在搓板路上颠簸，我透过麻袋缝隙看见峭壁上挂着木牌，红漆写的“备战备荒”四个字被雨水泡得发胀。

深夜，宿在杨家店大车店，父亲用铜脸盆给我烫脚。泡发的血泡在热水里泛白，他忽然压低声音：“明早收皮子，甭乱摸人家东西。”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投在土墙上，竟像支上了膛的猎枪。

次日，我跟着父亲进山。晨露把解放鞋浸得透湿，背篓里的秤砣磕得后腰生疼。转过三道山梁，忽然闻到股奇异的焦糊味，像烧红的铁块淬进水里的气味。

“陆师傅来得巧。”穿靛蓝布褂的老汉迎出来，手指关节粗大得吓人。他家院墙下摞着青灰色铁锭，几块羊皮随意盖在上头。父亲验货时格外仔细，甚至掏出放大镜观察皮板毛孔。

我趁他们讨价还价溜进后院。柴棚缝隙透出橘红色火光，铁砧敲击声震得耳膜发颤。扒开稻草的刹那，我差点咬到舌头——黝黑汉子正用铁钳夹着根钢管，淬火的水槽里漂着几颗黄铜弹壳。

我惊得瞪大了眼睛，刚想出声，一只粗糙的大手突然捂住了我的嘴。我惊恐地回头，发现是父亲，他眼神里满是警惕，示意我别出声。父亲拉着我，蹑手蹑脚地离开了后院。回到前院，父亲快速结束了和老汉的交易，匆匆带着我离开。

一路上，父亲神色凝重，一言不发。回到大车店，父亲才关上门，低声对我说：“今天看到的事，谁也别告诉，记住了吗？”我懵懂地点点头，满心疑惑却又不敢多问。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那橘红色火光和黄铜弹壳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第二天，我们继续踏上收皮子的路，但父亲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在路过一个小镇时，父亲突然停下，走进一家杂货铺。出来时，手里多了一包东西。我好奇地张望，却没看清是什么。

继续前行，我们又到了几户人家收皮子，可每次父亲都比以往更加谨慎，还时不时警惕地观察四周。

几天后，当我们准备返程时，在车站遇到了几个神色冷峻的人，他们一直在我们周围徘徊。父亲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把我护在身后，眼神中满是戒备。直到登上火车，父亲才微微松了口气。这一趟大西北之行，似乎藏着许多我还不明白的秘密，而我隐隐觉得，这些秘密或许会改变我们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