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华北平原腹地有一个叫平泉地区，这里地势平坦低洼，河流较多，而且土地肥沃，人烟稠密，大大小小的村庄星罗棋布，乡间小路如同丝网般地把各个村庄连接在一起，平泉地区整个土地面积大约六百平方公里，居住着一百五十多万的人口，在平泉地区内还分布着十多个区县，平阳县就是其中之一，在平阳县内，来自上游的滹沱河水自西向东弯弯曲曲穿行而过，在它的北岸大约有六七公里处有一个村庄，名叫沱阳村，虽然这个沱阳村不是什么县市镇的，但在当时是平泉地区最大的村庄，全村人中大约有四千多人，村子里姓李的、姓冯的、姓安的、姓孔的等几个大姓家族基本上占据人口的一半。

当年，这个沱阳村有个叫李褔寿的地主，年纪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体格健壮，额头宽阔，剑眉锐眼，两眼之中透着几分精明与算计，黝黑的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在农忙的季节，李福寿跟着家里的长工一起下地干活，依然是一副典型的北方农村庄稼人的模样。当冬季农闲的时候，他常常是头戴深灰色的毡帽，穿一身紧身长袍，外面再套上一个精制的羊皮夹袄，脚穿白底黑面的圆口棉鞋，这是在那个时代的农村中最为时尚的穿着，显得格外干练和气派。在与人交流时，说话总是不紧不慢，沉稳而有力，言语中透着精明与自信，以彰显出他的威望与尊严。在沱阳村仅他一家不仅有着几百亩土地，还有一片十几亩的果园（当地人通常把这样的果园俗称为树林），为把这么大的家业经营好，李福寿家中长年雇着五六个长工，负责地里有农活，农闲时李福寿就在家中料理一些家务，到了农忙时节，李福寿也与家里的长工一起到地里劳动。妻子刘静媛与李福寿年龄相近，她基本上不下地劳动，只在家中做些针线活，为一家人操持着一日三餐。他们养育了二男一女，长子李崇民，次子李唤民，小女李泽田。一家五口过着丰衣足食，安乐祥和的田园生活。

然而，到了长子李崇民十五六岁的年纪，李福寿夫妇便给李崇民定了亲，督促着李崇民尽快结婚生子，在本村读了几年私塾的李崇民，已经有了自己的理想和愿望，他不愿意象父辈那样，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种大田”的农村生活，更不满意父母为他定下的那门亲事，于是在经过几番思想斗争之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李崇民把自己的衣服包在一个包裹里，在一天晚上趁着夜色悄悄地离开了沱阳村。

离家后的李崇民，几经转折来到了距家二百多公里的天津市谋生，此时的华夏大地风云激荡，内有军阀混战，外有日军的入侵，正值青春期的李崇民，也抱着一腔热血，一边谋生，一边投入到了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各种运动之中，凭着他在家乡读过几年私塾，在当时那个年代算是有文化的人了，来天津一年多之后，在一位高人的指点下，考进了天津南开大学，在大学期间，由于李崇民聪明好学，毕业之后，先是留在南开大学成为了一名青年讲师，随后几年在老师的引导之下，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成了为南开大学教授文学的教授。

三年之后在沱阳村的弟弟李唤民，也许是受到李崇民的影响，也正是在李福寿夫妇要为他说媒定亲之际，同样在一个月高风清之夜也悄悄地离开了沱阳村。

二个儿子在说媒定亲之后，相继离家出走，这给李福寿的身心带来了极大的打击，“养儿防老，多子多福”在当时冀中农村是非常普遍的世俗观念，看到家中只剩下一个十多岁的女儿，他们李家几代人挣下的家业没有儿子来继承打理，李福寿心中充满着悔恨和自责，他怎么也没想到家中竟养出了这么两个大逆不道的儿子来，更让李福寿觉得丢人显眼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在定亲后离家出走，不仅给女方家的女孩子带来伤害，也使他沱阳村乡亲面前无地自容，受到沱阳村乡亲们的指责和嘲讽。

自从二儿子李唤民离开家后，精神萎靡的李福寿经常站在自家大门前发呆，看着自家这三进三出的大宅院，家中只剩下一个过几年就要出嫁的女儿了，心中感到百般地懊悔与心酸。

几年过后，李福寿先后收到了长子李崇民和次子李唤民的来信。

李崇民的来信说：他已经在天津南开大学毕业后就当见习教员，与学校的一位叫刘桂云年轻医生相恋并结婚育子。

李唤民的来信说：从离开家后，几经周折，他跑到了陕北延安，加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在军政大学学习了一年后就参加了八路军。现在是八路军115师的一个连长，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原后，再回家看望二老。

收到来信，使得李福寿夫妇欣喜万分，终于盼到两个儿子的消息了，而且两个儿子的来信都是给他带来的是喜讯，这老两口儿觉得，若是这两孩子能在仕途上混个一官半职的，远比在家里种地强得多，这光宗耀祖的事就寄托在这两个儿子身上了。只是正处在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这老两口儿着实为外面的两个儿子担心受怕，尤其是母亲张倩媛，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后，就跪在自家供奉的观音像前祈祷，求菩萨保佑得到两个儿子平安归来。

在得知两个儿子在外面混得不错，心情大好的李福寿又慢慢恢复了往日的风采，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他经常穿着一身干净光鲜的衣服，手里提着一只八十公分长两头都镶嵌着黄铜的旱烟袋，在沱阳村的大街上转来转去，地里农活都交给雇用的长工干，每年他家地里的庄稼收获后，在留够自家吃用后，绝大部分都运到集市上粜了出去，这一家人过着非常富足的日子。

到了1948年秋后的一天，一心盼着二儿子李唤民的衣锦还乡的李福寿，意外地收到了李唤民在战场上牺牲的消息。

原来在1948年9月进行的辽沈战役中，已是东北野战军某部营长的李唤民在率队参加塔山阻击战时不幸中弹牺牲。

中年丧子，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是人世间最为悲伤的场面，几天之后的李福寿夫妇明显地苍老了许多，多亏有女儿李泽田和女婿冯广勋的照顾与劝解，李福寿夫妇才缓缓地从悲痛中解脱出来。

有了次子李唤民牺牲在外地的教训，李福寿夫妇对大儿子李崇民的思念之情越来越重，他们觉得这个战火纷纷的动荡年代，只有在农村老老实实地种地，才是最安全的选择，所以李福寿多次写信给李崇民，要求李崇民回家继承祖业，一家人在沱阳村生活，也让他们老夫妻享受享受天伦之乐。

这个时期，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的李崇民，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他的大女儿李益芳已经开始上小学了，儿子李益春也到了入学的年龄，小女儿李益秋也三四岁了。李崇民这几年凭着自己孜孜不倦地钻研与拚搏，已经成了天津南开大学中文系的知名教授了，面对父母的多次来信，李崇民只能是百般地劝解父母，并答应他们等过些日子，回家探望他们。

1949年以后，平阳县的沱阳村也同全国一样，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李福寿家的几百亩的土地很快被平阳村的农民分割完毕，在划分阶级成分的时候，李福寿被划成了平阳县沱阳村的最大地主，成为了沱阳村翻身农民打斗的对象，只是看在李福寿二儿子李唤民在辽沈战役中壮烈牺牲，李福寿家中的大门上，还挂着一块“革命烈士家属”的金字招牌，李福寿家里那三进三出的大宅院没有被沱阳村没收。

1955年春季，全国在农村广泛开展建立农民互助组运动，沱阳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孔庆通的带领下，按照“自愿互利，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入组退组自由，土地分户经营的方式，在沱阳村成立大大小小的互助组近百个，这种相互帮助，相互补充的劳动方式，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劳动生产力，使得粮食产量得到了普通提高。

可是，在成立互助组过程中，无论怎么动员宣传，李福寿一家却始终没有加入到互助组之中，李福寿心里想：前几年，你们强盗似地把我家的几百亩田地都占了，现在又让我跟你们搞起互助组来，让我这个富余的家庭，跟那些吃不饱饭的家庭互助，这不是还想占我家的便宜吗？既然提倡的是：自愿互利、等价交换。我家就是不愿意，就凭着我李福寿在沱阳村，种了几十年的地，我家的地里的粮食产量，肯定不比其他村民低。所以，无论孔庆通如何动员李福寿加入互助组，李福寿就是不答应。作为现在沱阳村的当家人孔庆通心里也清楚：他李福寿家不想加入互助，主要是记恨前几年土改时，村里把他家几百亩地分给村民们了，现在他家里还有一个耕地的老牛，种着自家的十几亩地，一年收获下来，除了上交公粮外，还能供得一家人的温饱。既然李福寿不愿意参加互助组，也就随他去吧。

第二章遭不测划为右派，思故乡回家务农

这个时期，在天津南开大学教书的李崇民，也参加了全国文化战线上的“大鸣”、“大放”、“大民主”、“大辩论”的讨论，正值壮年的李崇民，看到建国以来，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全国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喜人景象，但在这一片繁荣的背后，还在很不尽人意的地方，尤其是一些政府机关，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特权思想越来越重，于是乎，报国心切的李崇民，根据十几年来在南开大学教书的经验和学术研究的方向，连续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天津日报》和《大公报》上，其主要内容是提倡民主政治，关注民生、民权、民意;反对集权主义，反对外行当家，要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才管理。文章发表之后，在天津文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到了1955年的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接着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当年发表文章来指责党的方针政策的李崇民，被列为天津市“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残渣余孽分子”，李崇民先是被隔离审查，随后就是在各种组织的群众大会上被批斗。

政治风云的突变，给李崇民一家带来了极大的痛苦，过去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在看到他们一家人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友善与欢笑，而是像躲避瘟疫一般躲避着他，刚开始批斗时，李崇民还能回家与家人团聚，后来便不让他回家，被关在一间小屋内，在看押人员的监视下写反思材料。这种突如其来的遭遇让李崇民怒恼于心，却又不好发作，他想不通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对他越来越严厉的批斗，又让他愈加感到政治斗争的残酷与无情，内心充满了痛苦与不安。

连续不断的批斗，不仅给李崇民的身心造成了巨大的折磨与伤害，也影响到了他的三个孩子。大女儿李益芳正在上高中，儿子李益春在上初中，小女儿李益秋在上小学。一天晚上，放学回来的李益芳悄悄地问母亲刘桂云道：“娘，我爹究竟犯了什么罪？怎么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了？”在南开大学当校医的刘桂云，对大女儿的提问也是一脸茫然，她不知如何回答孩子的问题，泪水瞬间就流了下来，她边擦着眼泪，边慢慢地说道：“你爹这个人啊，好是好，就是吃了心直口快的亏了，说了一些人家不爱听的话，人家就给他上纲上线了，这样一来就成了大会批斗的对象了。”本想跟母亲诉诉委屈的李益芳看到母亲伤心落泪，到嘴边的话也就咽了回去，她眼含泪水地说道：“我也相信爹是好人，就是盼望着他早点回家。”站在旁边的李益春好像悟出了什么，望着母亲刘桂云说道：“娘，我就知道俺爹肯定是被坏人暗算了。”说完眼睛里露出了仇恨的目光，刘桂云一听忙对李益春嘱咐道：“孩子，这样的话千万不能说啊，一旦让别人听到了，会连累你爹的。”一旁还不太懂事的李益秋撅着小嘴对刘桂云说：“娘，在学校里，好几个同学都喊了是反革命小崽子，俺爹是反革命吗？”还没等刘桂云答话，李益春对妹妹喊道：“他们才是小崽子呢，在学校谁骂我，我就骂他们。”刘桂云一时急得朝李益春肩膀上打了一巴掌，厉声说道：“别跟你妹妹胡说八道。”说着便把李益秋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李益秋的头发，慢慢地说道：“好孩子，听娘的话，你爹不是反革命，你也不是反革命小崽子，你们在学校啊，无论同学们怎么说你，骂你，咱们啊不吭气就是了，这样呢，我跟你爹都省心，你记住了吗？”说完抬头又看了看李益芳和李益春，这俩个人也明白了母亲的意思，连忙朝着母亲点了点头。

然而，事情远没有李崇民夫妇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时间的推移，揭发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浪潮一阵高过一阵，在经历了把李崇民等“右派分子”批倒批臭后，于1956年春节后，天津市委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于是李崇民被下放到天津蓟县的一个劳改农场，接受人民群众的劳动改造。

大半年的批斗审查，日复一日的反思悔过，让这个坚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学教授，有了冼心革面、脱胎换骨的变化，过去是他站在大学教室的三尺讲台上，口若悬河，犹如一位指挥家，以丰富的知识为乐谱，以妙趣横生的语言为音符，以激情澎湃的演绎为旋律，为学生们奏响一曲曲知识的乐章，让同学们充满着对他的敬佩与感激。而这时的李崇民，已经没有了一位中年学者谈吐与风度，消瘦弯屈的身体，苍白稀疏的头发，漂泊不定的眼神，内心充满了自责与懊悔。他没有想到：一场文艺创作上的争论，怎么就演变成了震惊全国的政治事件了？他一个始终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怎么一夜之间从一个革命者被确定为反革命分子？每当对这些问题疑惑不解时，李崇民往往想到的是春秋战国的屈原，汉朝的晃错，还有宋代的苏轼、王安石等等历史人物，这样他的内心也就平和了许多。而让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家中的妻子和孩子。

就在李崇民被押关到蓟县劳改农场的第二天，在南开大学当校医的妻子刘桂云受李崇民案的牵连被南开大学辞退，失去了工作。这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失去生活来源刘桂云顿时感到了生活的困难与艰辛，情急之下，她连忙托人在离家不远的一个盐场，找了一份临时性的工作，用微薄的工资抚养着三个上学生的孩子。

与李崇民一起来到蓟县农场劳动改造的一共有六十多人，他们被分成了五个劳动班组，每天除了在管教人员的看押下劳动改造，晚上还要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最新指示精神，每周还要写出思想汇报材料。从每天被批斗转到农场劳动改造，李崇民与其他人一样，内心轻松了许多，在与其他劳改人员交流时，大家都觉得这场政治风暴只是暂时，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让他们重新返回原来的单位工作。然而一个多月的劳动改造过去了，让他们觉得，这场政治路线上的斗争会越来越激烈的，而这些人的劳改期限都没有给予具体的截止日期。这让李崇民内心充满着迷茫与不安。就在这个时候，从妻子来信得知，因受自己的牵连妻子被学校辞退，这个消息给他带来的如同天塌地陷之感。一家人失去了生活来源，三个上学的孩子如何抚养？成了他朝思暮想的事情。一个人在遭受挫折与磨难时，首先想到得是亲人和朋友，当得知李崇民因政治问题被列为反革命分子后，一些朋友同事对他们一家唯恐避之不及，更不用说寻求他们给予帮助了。

这时李崇民想到了沱阳村的父母，与其在这里劳动改造，还不如带着妻儿回到家乡，况且父母多次要求他回家继承祖业。想到这里，李崇民便把回农村的想法给妻子写了信。

他在信中写道：当一个人在遭受挫折和困顿的时候，想的最多是家乡和亲人，“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所以每当在农场出工劳作时，看到的是一座座荒凉的山丘，和高洼不平的山村小道，更增加我对家乡的思念，家乡那一望无际的田野，平坦的公路，茂密的树林，四季分明的气候以及孩童时代的伙伴，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更让我无法割舍的是对父母的朝思暮想，我们应当回到家乡，守在父母跟前尽一份孝心了。过去我是怀着那种“立德、立言、立功”的理想走出农村的，经过这场政治风暴，我的理想与抱负已经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碎了，我现在想得最多是你和孩子的生活。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养育成人，这才是我们为人父母的责任。我们家乡左邻右舍都是勤劳善良，纯朴厚道之人，不像市井之中充满了猜疑与欺骗。所以，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与你们一起归身田园，用家乡的一草一木把孩子养大成人，在家乡度过我们的后半生，望你三思。

接到信后的刘桂云一连看了好几遍，她从小在天津长大，现已年过四旬，带着孩子去陌生的农村生活，她实在舍不得这个熟悉的城市。然而，现实生活又给予她的是另一番景象，自从丈夫被列为反革命分子后，她们一家人就生活在人们的议论和鄙视之中，周围人的嘲讽与讥笑，使她与三个孩子都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与其这样下去，还不如到一个新的环境去生存，以求的心里安稳。刘桂云又想到丈夫自被强迫到农场劳动改造后，身体和心灵上的受到的伤害肯定不轻，现在有回乡的意愿，也是出于现实状况的考虑，只要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之间有个照顾，远比这样分居两地强。经过一番权衡之后，刘桂云便同意了李崇民的想法，于是写信给李崇民，表示愿意带着孩子跟李崇民回到老家务农。

得到了妻子的支持与理解，兴奋中的李崇民连着写了三封申请书，一封是写给农场党委，一封是写给天津市委，一封写给南开大学党委，在申请书中表示：经过半年来的反思忏悔和劳动改造，我完全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冼心革面、痛改前非，把自己的思想完全统一到党的路线方针上来，与人民一道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为实现这个心愿，我愿意携家人回到农村，鉴于我老家中还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特向组织上提出申请，回到原籍：河北省平阳县沱阳村。恳请组织上给予批准。

二个月后，负责监督“右派分子”劳动改造的农场领导，经过几番研究讨论后，基本上达成了一致意见：“右派分子”李崇民虽然过去发表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些言论，但通过大半年的批判和改造，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已经被消灭干净，他本人在蓟县的劳动改造期间，也确实有了悔改表现，现在他想回乡务农，也是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与在农场劳动改造也没什么区别，于是在与南开大学党委协商一致后，报请天津市委批准，最后决定：把一张“右派分子”的帽子戴在了李崇民的身上，批准了他们一家回乡务农的请求。

这个时候，李崇民的大女儿李益芳刚进入大学学习，为了不影响女儿的学业，李崇民决定把大女儿留在天津上学。

在1958年春节后的一天，李崇民带着爱人刘桂云、儿子李益春和小女儿李益秋回到了平阳县沱阳村，当他踏进离别二十多年的家门时，一种凄楚与悲凉的情绪涌上了李崇民的心头。

他看到现在的家与他当年离开时的样子完全不同了，过去大院之内堆满了柴火垛，饲养着十几头耕地的马牛，一些常用的农具都摆放在前院的西侧，家中是人来人往，笑声不断，而现在前院却是杂草丛生，马牛和那些常用的农具都归到了刚刚成立的生产队之中，家中除了居住的大宅院外，就剩下几亩自家种的自留地了，再没有了过去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了，而且他的父母年纪大了，平时生活基本上是依靠嫁在同村的妹妹李泽田来帮助照顾，而现在的故乡是陌生的，使李崇民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在心中泛起。